孤儿，弃婴，没有户口，没有社会福利，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字。7个在火灾中丧生的孩子，他们生前的生活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7个在火灾中丧生的孩子能给兰考带来什么改变？
[新闻1+1]孤儿救助，从弥补漏洞开始！(20130110)
央视网消息：孤儿，弃婴，没有户口，没有社会福利，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字。7个在火灾中丧生的孩子能给兰考带来什么改变？
董倩：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今天我们的节目从两个数字开始谈起：一个是61.5万。这个数字是统计在册的，我们国家18岁以下的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孤儿，在这样的一个数字里面，包含着一个另外的数字就是10.9万。10.9万是能够在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中被抚养的孤儿的数量。好了，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相减就会得出一个数字就是50.6万。那么50.6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就是说有50.6万个孤儿是不能在公办的、官办的孤儿抚养机构里面，他们只能散落在民间。
前不久，我们关注的兰考大火中失去性命的那些孤儿就是属于这样50.6万的群体。今天我们就关注这个群体以及在这个群体背后，我们应该和能够做的哪些事情？
首先我们还是关注兰考大火的后续报道。
孤儿，弃婴，没有户口，没有社会福利，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字，7个在火灾中丧生的孩子，他们生前的生活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今天被这些孩子叫做妈妈的袁厉害仍然躺在兰考县的人民医院里。
王永喜 开封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袁厉害和我们通了话，她想听听孩子的声音，我给她打通电话，就跟孩子进行了简单地交流，我也和她沟通，她想着是不是以后能看孩子，我明确地表达，袁大姐，首先把你的身体养好，将来没问题的，我们福利院时刻都可以让她看孩子，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死者不能复生，议论和质疑声中，我们的目光需要尽速放在这些依然活着的孩子身上。1月5日，是袁厉害收养的10个孩子被送到开封市福利院的第一天，在记者的镜头下，在询问了福利院老师“哪”与“想”两个字该怎么写后，小姑娘袁明艳在纸上写下了“妈妈你在哪儿，我好想你。”
王永喜：我们的社工尽可能让孩子忘记过去那段不太好的事情，比如说火灾，让孩子着眼于未来，我们尽可能在孩子面前避免谈以前，让孩子尽可能融入到新的环境。当然了，他(们)曾经在那个地方生活过，如果问他(们)想不想，我想还是应该有感情的。
我们希望10个孩子可以面对他们的新生活。1月5日，开封市福利院，这是孩子的第一顿晚餐，这是孩子们的新卧室、新棉衣。据了解，在这10名弃婴中，有一个1岁和另一个7个月大的孩子都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为此，开封市福利院特别分派了看护老师。
王永喜：有五名孩子，我们接来的第二天，就给他(们)联系了学校，在福利院的附近，已经开始上学。另外(还有)三名孩子，有两名是智障，另外一名是聋哑，这些孩子不能像正常的孩子走进学校进行上学，我们福利院安排了特殊教育，三名孩子由我们的特殊老师进行特殊教育。
一场大火或许会让这10个孩子的命运就此发生巨大变化，他们的将来还会有改变吗？开封市福利院的王院长告诉记者，这些孩子目前只是暂时安置于开封市福利院，将来他们究竟会去哪儿不得而知。也是在这场大火过后，我们看到在社会各方的关注和反思中，更大的改变正在发生。
昨天，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卞和平在接受媒体时表示，占地15亩的县孤儿院将在今年6月建成，8月份投入使用。到时候，可以接纳兰考县的全部弃婴、孤儿。
董倩：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兰考火灾事故暴露了孤儿救助体系存在漏洞。就民政部而言，将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全国性大排查，下一步将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并把民间收养纳入监管，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但孤儿救助被社会又一次广泛关注，我们需要做得实在是太多。
董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引用了一个数字就是61.5万，请注意，这个数字是在全国范围内统计在册的，民政部说这个数字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化，每年都会有新的孤儿被统计进来，然后每一年又会有新的孤儿被一些儿童福利机构被收养走。但是这个数量到底是统计在册的，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常识去推测，如果没有统计在册的累加上去的话，这个数字应当是明显要大于60万的。那好，刚才我们说，其中有10.9万是被各类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在收养，那我们要看这些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状况。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字，是民政部提供的：
省级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各位数字9家，地级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相对较多，333家，那县级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有64家，800多家社会福利机构设立儿童部。我们特别注重这个数字，县级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是64家，是一个十位数字，但是我们要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看，我们国家一共有2853个县，那换句话说，2853个县里面只有64个县有这样的儿童福利机构，也就是说2%左右的比例，这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儿童人口来说的话，这个数字是不是显得太单薄了。
我们接下来看除了这些官办的儿童福利机构去抚养这些儿童，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呢？还有，比如说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的抚养，包括一些个人和民间机构的抚养。那我们看通过刚才数字介绍，我们知道在全国范围内官办的儿童福利机构是非常有限的，而通过这种合法的收养，那也是非常有限的。那换句话说，就有大量的孤儿是被民间抚养了，那其中就包括像袁厉害妈妈这样的这种条件并不好一种收养的条件，那我们的关注就是民间抚养已经成为了孤儿抚养的主力军。那么他们到底在民间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被扶养的条件下，抚养人的状况又是什么？我们继续关注。
悲剧让这幢二层小楼里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无限放大，穿过已经被大火烧得焦黑的外墙，每一个目击者都在尽力想象着居住在这里的孩子们多年来的生活。
这栋二层小楼是由袁厉害的儿子腾出来了，二楼住人，一楼供孩子们玩耍，房间里零乱拥挤。然而对于袁厉害收养的很多孩子来说，这已经是改善过的条件。在2011年之前，袁厉害抚养孩子的地方有两个：一处是自己住的二层小楼。另一处是在郊区的一个叫花园的住所，由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负责照看。而所谓的花园其实就是个临时搭建的窝棚，紧挨着垃圾堆。时间再倒退一些，当孩子没有这么多的时候，袁厉害就直接和孩子们住在摆摊的棚子里，条件更是清苦。
事实上，和兰考的袁厉害相似，在全国不少地方这种本身并不富裕却自愿抚养弃婴的人还有很多。在山西太原市西柳林村普通农妇杨云仙在15年间抚养了40多个孩子，他们多是因先天疾病被亲生父母抛弃，而因为照料这些孩子杨云仙一直未婚，她自己办了家福利院叫“伯达尼之家”，在他们最艰难的一段时候，她和11个孩子，还有一名义工，就拥挤在一个20平米的小房子里。随着她的善举渐渐为人所知，好心人开始捐款捐物，他们的条件也慢慢得到改善。
在辽宁鞍山靠摆摊卖水果为生的郑安宏十几年间也抚养了11个孩子，每月水果摊的收入不光要维持孩子们的生活，还要给上学的孩子交学费，给患病的孩子看病，而郑安宏最早收养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
郑安宏：我6岁就没有母亲，家庭生活非常非常困难，看到这些小孩，我就联想到我小时候，我伸手帮助他一把，就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
袁厉害、杨云仙、郑安宏这样的新闻还可以找到更多。湖南衡阳的刘启宣，尽管自己只是个每月收入800元的临时环卫工，但却收留抚养了两名弃婴，为了省钱给孩子买奶粉，刘启宣每天只吃一顿饭。河北西伯章村的一对夫妇，十几年间抚养了14个身患残疾的弃婴，然而他们的条件同样十分清苦。
“我不图回报，不放弃每一个生命”，好人的善举令人敬佩，他们让无家可归的孩子至少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家，然而如何保障这些孩子的成长，对这些普通的收养者来说，是一个想也不敢想的问题，除了生存，社会还能提供什么？
董倩：在我们国家民间抚养孤儿应该说一直是有争议的，而兰考的一把大火把这种争议更是烧出了尴尬。比如说就拿袁厉害来说，她从1987年开始收养孤儿，25年的时间，收养了100多个，那如果没有她的收养，这100多个孩子可能落生之后不久就会离开人世，但是我们看到袁厉害的条件实在是太有限了，她尽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有的时候她甚至只能通过乞讨过来的馒头一掰八半然后给这些孩子吃。有的媒体在看到这些情况之下，写下了一个这样的标题说“袁厉害抚养的孩子是命若垃圾”，这种低水平的抚养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是谁没有尽到职责？使得这些孩子、孤儿面对这样的一种命若垃圾的状况。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的王振耀院长。王院长，您看现在出现的这样一种很尴尬的局面，袁厉害如果她不去养的话，这些孩子可能早早没命，而如果她真的是按照她这样的有限条件收养的话，孩子们只能是这样的一种命运，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它的症结到底在哪儿？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其实就是我们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缺失，我们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到现在应该开始建国家的儿童福利制度，现在恰恰是这个制度缺失，对所有的孩子我们还没有承担起国家的责任，现在只是家庭责任，所有的这些残疾孩子或者说谁家生的残疾孩子，他们都是由他们自己家负责，说土一点，就是谁生残疾孩子谁倒霉，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我们整个国家如果要不建立、实现这个福利制度转型，我觉得像任何其他方面的制度，即使再严厉，恐怕也覆盖不了这样或者说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问题。
董倩： 那王院长，您看，在兰考大火发生之后，当地也有一系列的补救的行为，比如说兰考县在通报火灾事故状况的时候，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它有这么一条说法，我给您引述一下：要依法严厉打击民间非法收养行为，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后续行为，那当地当时就有一个专门无偿代养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非政府慈善组织太阳村，她的负责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有问题，但是现在应该是想办法去规范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不是打击取缔。您怎么看待这种现状？
王振耀：我非常同意“太阳村”的这位领导人说的话。我觉得实际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要尊重客观现实，其实是现在是应该赶快和这些为国家承担责任的爱心人士建立其联系，然后给他们以支持，他们解决了我们社会多大的问题，我们社会的缺陷他们用爱心来解决了，付出了多大的贡献，现在要说打击，我觉得用词太重了，应该赶快调过来是赶快感谢他们，并且赶快地问他们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现在当务之急是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说给他们以各种资金支持或者说物质支持，或者说办公设施这样多方面的支持，如果他们不够，还可以应该解决多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时候了，不是个打击，他们不是违法，是不是？他们是爱心奉献，这一条我们一定得把握准。
董倩： 好，王院长，稍后我们会有更多的问题跟您连线。
刚才通过短片我们熟悉了袁厉害用自己非常微薄的力量去维持这些孤儿的成长，我们在关注的过程中，也发现还有另外一类人，他们也用自己的努力在去帮助孤儿的成长，我们来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记者：你怎么称呼他？
杨绍军收养的孤儿们：我就称呼他爷爷，杨爷爷。
这样一个慈祥的爷爷，肯定像家里人，如果没有他，肯定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我想对他说的就是我希望杨爷爷身体快点好起来。
杨爷爷，这是电话那头孩子们哽咽的声音中，不断传来的名字。
500个孩子，一所孤儿院，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湖南常德一个普通的农民——杨绍军。
杨绍军 阳光孤儿院院长：我看到一群人在那个地方，就一个小孩大约12岁，一个大人就把这个小孩打得鼻子都流血，从那时候起我就想啊，这种穷孩子，这种小孩子，这种苦孩子的生活，就在我脑子里转。
1995年，杨绍军开始萌生自己办一个孤儿院的想法，随后他卖掉了自己的小酒厂，借了16万元，终于在1996年3月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个人出资的孤儿院——阳光孤儿院，当时共收养了26个孤儿。
杨绍军： 我开始就是在我们孤儿院在郊区那个地方，开始我因为没有好大的能力，经济也不太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钱，那个时候我家里面当时很反对，都不同意我办这个孤儿院，因为我们其他的家里面兄弟姊妹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上世纪90年代初，杨绍军办了一个驾校，虽然手里有了一些积蓄，但是要用这些钱开办孤儿院，对于刚刚脱贫的这个家庭来说，不可想象。
杨绍军：我们那个地方就好像是他的一个家，我们都是因为我多赚一点钱，我就把孤儿院的硬件设施改造，我就把它搞好了，逐步逐步原来这些老平房，我都把它拆掉了，现在我们都是修的高楼房。
孤儿院创建以来，杨绍军把自己挣来的1700多万元几乎全部用在了孤儿院和孩子们的身上。现在孤儿院每年要支出500多万，除了自筹，政府根据政策也会每月补助每个孤儿1000多元，每年补助200多万。
杨绍军：我那个时候就制定了一个方针，就是压缩我自己的开支，压缩我家里的开支，压缩我(驾校)的开支，来保证我们孤儿院的正常开支，保证这些孩子的正常开支。
抚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生存，教育是摆在杨绍军面前的大难题。
杨绍军：我那时候我办孤儿院起就抱着一条“养大为本、教好为纲、成才为的”，主要是养大很容易，成才很难，我主要不是把他养大，而是主要把他培养成才，后来学校说我这个迫切要求下，也同意我们这些孩子到他们学校去就读。
就读之后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就业。在孩子的教育成长方面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顾。
杨绍军：政府对孤儿院，对孤儿很支持。在学校里面，有的孩子的学费都减免，基本上，反正只要是政府有这个政策的，孤儿院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到，要安排工作，政府对孤儿都优先安排。
截至目前，阳光孤儿院总共收养了526个孩子，其中282个孩子已经走向社会参加工作，走过了近17年时间，如今68岁的院长杨绍军为了孤儿院的日常运营还在继续经营着自己的驾校。而每当在外遇到难处，杨绍军都会来到孤儿院，他说这里是他心灵的港湾。
杨绍军：我很累的时候我就跑到孤儿院去了，一到孤儿院去看到这些孩子，一下子涌上来都喊杨爷爷，我就赶快抱起，当时我看到那个心情突然感到很欣慰。
一个又一个孤儿从迷茫、痛苦中走进杨绍军这个温暖的家，一批又一批的孤儿长大后又离开这里，阳光孤儿院里的生活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忆。
董倩：在这里我们要向杨绍军，并且再一次要向袁厉害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正是因为他们不管是在贫穷还是在条件稍微好一点条件下的这种坚持，才使得这些孤儿们有了一个可以称作温暖归宿的家。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王振耀院长。王院长，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在民间抚养已经成为孤儿抚养的主力军的情况下，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
王振耀：那就以杨院长为例，杨院长本身和我后来成为好朋友了，我觉得政府起码是两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一定要提供好服务，解决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资金困难，包括硬件设施各方面的支持，据我知道，你比如说常德市，包括常德市政府和民政局解决用地问题，包括纳入低保问题，包括孤儿制度来了，很快给他办了各种手续，给他提供资金，政府这个服务不能少，同时政府也要加强监管，作为监管是服务性的监管，你服务到位了，然后自然的就建立起各种规范，包括和杨院长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联系，当然各个方面管理水平的提高，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可以加入进来了，我觉得两个方面都不能少，但是服务是前提。
董倩： 院长，时间非常短暂了，请您用非常短的回答，您回答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到最后任何事情都要依赖于制度建设，但是现在在等待制度出台的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王振耀：当前最紧迫的是要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爱心机构和爱心人士，尽快地登记编号，把服务跟上去，接上头、跟上去，然后建立起多种多样的服务和监管模式。
董倩：好的，谢谢王院长。那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孤儿，让这些失去父母的孤儿能够像普通的孩子一样，让他们顺利健康地成长，让他们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在相关制度出台之前，需要政府身体力行的探索和推进。
社会观察网摘编：亓淦玉 |
